文 丨鲍勇剑（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分析世界经济的三角悖论（the political trilemma of the world economy）时指出：在民主制度、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融合之间，可以任选其二，但无法三全其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现状证实了罗德里克的观点。凭借技术优势和管理能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日益提升，并带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发展。就在全球南北经济开始有机会公平竞争时，各种政策壁垒纷纷出现。欧洲一些政治人物对中国企业出海发表“产能过剩论”，对进口太阳能、电动车等中国产品设置障碍。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政策对中国企业极不友好。西方组织开始讨论“友岸外包”，给全球供应链涂上意识形态色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扩张所处环境相比，中国企业面对的是不友好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面对的不只是市场竞争，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博弈。中国企业如何在不具备“美国式强权优势”的前提下实现出海？这是当前被忽略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企业需要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重新想象未来全球经济多模态存在和发展的前景。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已经具备全产业链的优秀商业管理能力。不过，中国出海企业还要有对国际社会的宏观想象力。它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总结；②想象未来丰富的可能性。
1.1 历史的镜鉴：经济全球化的前世今生
中国企业出海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小规模经济交流，它具有全球性影响力，需要置于一个更加宏观的历史视角之下去思考。
人类大规模经济贸易交往的历史往往与军事扩张和社会文化版图变化同频。大约公元前 5 世纪，由于人口增长和农耕土地有限，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向周边地区迁徙，古希腊语言、文化和城邦政治制度也随之传播。公元前 3 世纪，印度和中亚商人的经济交往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政治教化和佛教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公元 7 世纪，伊斯兰倭马亚哈里发（Umayyad Caliphate）征服利比里亚并建立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其跨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迄今仍依稀可见。公元 11—13 世纪，十字军东征连带刺激欧洲和西亚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公元 17—19 世纪，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垄断了英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它的发展过程重复着同样特征：经济扩张、军事征服、政治冲突和文化融合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历史上的暴力扩张模式已经被文明世界唾弃。它显然也不可能是中国企业的出海选择。
以规模、速度和深度为指标，中国企业的出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和 1973 年石油危机后的日本的企业可有一比。但是，如果复制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出海注定额外坎坷！因为后者面临的国际社会与政治经济环境非常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的是一个没有直接竞争者的世界，而且各国以一种梦幻情绪拥抱来自美国企业的技术、产品和管理文化。日本出于极强的资源危机意识全球布局。日本企业遭受过漫画式的攻击，但没有触发当地利益相关者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恐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似乎是一条非暴力成长的道路。它的兴盛既有内部软硬实力条件，也有外部环境机遇。美国向它的跨国公司提供的综合强权优势很难模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百废待兴，各国期盼和平发展。美国公司在石油化工、汽车、半导体、农业科技等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备受各国欢迎。美国的国内市场巨大，它也吸引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四小龙的企业积极与美国公司合作。美国政府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奠定了全球经济合作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全球有超过 1000 个军事基地。到 2024 年，美国仍然在全球保持约 200 个军事基地。它们形成一种隐性的安全保障。同时，以好莱坞电影为标志的美国文化传播在全球形成一种对之景仰的社会心理。美国的大学制度，特别是 MBA 教育体系，为美国公司提供管理知识体系。结合全球普及英文教育，美国公司的管理叙事成为跨国商业活动的非正式语言。政治上，美国政府向全球宣传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营造出一种向往和期待的社会情绪。综合上述因素，这看似非暴力的经济扩张背后仍然是军事、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力量构建的综合强权优势。
经济学界对于美国强权优势的红利一直是遮遮掩掩的。2024 年诺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混淆了两种分析样本：单极强权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多极平衡世界秩序下的其他国家。他们总结强调“包容性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制度经济学的解释显然忽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公司全球扩张背后的综合强权优势。
美国之外，日本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对外投资策略也许值得模仿。但是，西方市场对来自日本的经济力量已经有过几次冲突和融合，比较容易相互适应。而中国企业大出海是最近 10 年的新现象，它容易遭遇当地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的阻力。
1973 年石油危机和 1985 年“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刺激日本政府和企业重新想象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秩序。它们认识到，没有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经济。包括石油在内的关键经济资源和外汇市场极其容易受到国家政治力量的干预。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推动全球本土化策略。它强调把原创设计和全球产业链协调能力留在国内，把产品客户化生产、供应链管理等放在当地市场。按照日本通产省（METI）2021 年估算，日本制造业 25.8% 的生产活动在国外完成。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2023 年的报告显示，日本大型制造企业的生产活动 36% 在国外完成。日本的全球本土化模式确实值得中国企业效仿。事实上，海尔、联想等已经在跨国经营和全球本土化战略部署上有卓越表现。
两个条件限制了中国企业对日本全球本土化战略的模仿。一个是商业制度和文化差异。如果海外企业是风筝，日本的株式会社制度就是牵线的手。风筝飞得再远，还是日本的企业。葛兆光教授在他的《形似神异》一书中生动分析中国和日本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株式会社制度不大容易被模仿。另一个是日本企业可能会被当地人讽刺捉弄，但不会被政治 “猎巫”，不大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祭品。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总体上以一种拥抱的态度对待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战败后的日本更经历了强制的西方政党政治改革。它为日本和西方的经济冲突提供了政治制度的缓冲。相比之下，文化的傲慢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是中国企业出海经常遭遇的逆流和暗礁。
1.2 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条件
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增长超过 40 倍，GDP 从 1980 年的 1910 亿美元上升到 2024 年的 18.74 万亿美元。GDP 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也有巨大提升。不过，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尚不具备类似美国那样的综合强权优势。因此，从形式上模仿美国的跨国公司国际化策略可能赢一时，却在未来较长时间受到非经济因素的掣肘。
当中国企业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时，西方国家改变游戏规则，祭出非经济手段来干涉全球市场合作。拜登政府时期出台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特朗普总统目前的关税和高新技术出口政策以及欧盟现任领导人提出的反对“过剩产能倾销”的言论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印度对于包括小米在内的中国企业的各种政策限制也具有极强的选择性。
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条件。用全球商学院通用的产品、品牌、物流和供应链策略去推动出海，初期会有一些亮丽表现，但到后期，成功要素会变为被攻击目标。华为和希音（SHEIN）的经历是前车之鉴。在华为任正非的多次讲话中，他都强调，华为愿意向西方学习，遵守西方市场规则。但是，当华为成为全球行业先进企业，并显示出势不可挡的竞争力时，非市场力量的干涉就出现了。希音把网络技术、跨国电商和快消时装精湛地结合在一起。它最大化利用现有国际贸易、供应链技术和市场设计趋势。当它形成一个国际商业类别中绝对优势的存在时，各种非经济干扰因素也同样出现。希音现在不得不强调它是一家注册在新加坡的跨国企业。
面对这些现实条件，中国出海企业也许可以思考下面 6 种模式中的商业机会。
一、多中心贸易集群：像季风一样流动
在 15 世纪前的印度洋世界，没有单一帝国控制，阿拉伯、中国、印度、东南亚商人依靠季风建立了跨区域的贸易网络，港口像节点，商人像流动的血液。现在，中国在东盟、非洲、东欧的贸易网络有类似雏形。例如，义乌的小商品集群通过迪拜转运进入非洲市场；宁波的家电企业在东欧形成区域供应网络。这些并不是靠某一个国家主导，而是依赖互补优势的多中心合作。中国企业出海不能只盯住“欧美单一市场”，而应主动寻找全球多节点的网络集群，在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中分散风险，像商人借助季风一样灵活。
二、可持续资源开发共同体：像科学家一样合作
19 世纪，电报刚发明时，各国科学家自发成立跨国社团，统一电码和信号标准。即使在政治对立的国家间，技术共识依然维持了合作。海洋养殖、光伏、碳捕捉等新兴产业，已经出现类似的“技术共同体”。中国的远洋渔业公司在与挪威合作时，就参与到海洋养殖的国际标准制定中。宁德时代在欧洲不仅建厂，还推动电池回收标准的共建。在资源和环境领域，中国企业如果以“技术标准 + 科学精神”参与国际合作，能绕过很多地缘政治阻力，把对手变成“同道中人”。
三、国际大都会经济合作联盟：城市的朋友圈
中世纪的汉萨同盟并不是国家行为，而是商人和城市自发结盟。吕贝克、汉堡等几十个城市共同制定商业规则，甚至形成了准军事防御体系。现在，上海、深圳、新加坡、迪拜、阿姆斯特丹，都是全球超级港口城市。它们在智慧物流、绿色金融、数字治理等方面有强烈的合作动机。比如，迪拜与深圳港口企业的合作，让中东成为中国通往非洲的桥头堡。未来出海的突破口，未必是“国家对国家”的协议，而可能是“城市对城市”的联盟。中国企业可以借大都市的灵活机制，在国际规则的灰色地带创造空间。
四、文化阵营经济体：从二次元到国潮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流行文化全球化，但很快，非洲音乐、拉美舞蹈、日式动漫又反向席卷全球，形成文化阵营。目前，米哈游的《原神》、叠纸的《闪耀暖暖》、字节的 TikTok，已经证明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文化共鸣建立跨国用户社群。SHEIN 不仅卖快时尚，更通过算法和社区运营，触发年轻人对“国潮混搭”的喜爱。未来的出海不仅是卖商品，而是卖“文化 + 身份认同”。谁能让用户觉得“玩我的游戏、穿我的衣服，是一种身份”，谁就拥有了稳固的市场。
五、主权经济分布式全球供应链：在风暴里筑安全网
每一次大国博弈，都伴随着供应链的重组。冷战时期，跨国企业往往通过多元布局来防范政治风险。华为在遭遇制裁后，将供应链布局延伸到东南亚和拉美；比亚迪在巴西、匈牙利等地设厂，以减少关税风险；宁德时代探索与欧洲伙伴建立“合资型电池联盟”，弱化单一主权国家的制约。未来中国企业必须打造分布式供应链，不再依赖单一国家。利用区块链记账、AI 供应链管理，可以形成跨国“行业契约”，减少选举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
六、公平成长合作伙伴：把共同富裕带出去
20 世纪，西方通过“现代化理论”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资本主义模式。当下，全球南方国家渴望新的发展叙事。中国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的成本和技术优势，让很多非洲、东南亚国家有机会跨越式发展。比如，埃塞俄比亚引进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正成为“非洲绿电中心”。与此同时，北欧国家、太平洋岛国和 NGO 基金会也在寻找绿色合作伙伴。如果中国企业能把“可持续 + 共同富裕”作为核心价值，推动全球绿色经济体，就能汇聚来自不同国家的“微小善意”，把它们汇成全球性的绿洲经济。
小结
这六种模式背后有一个共同逻辑：中国企业不能依赖“单一出口导向”，而要创造多模态的全球合作场景。每一个模式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可以互相叠加，形成中国企业在全球逆风下的战略护城河。这些模式不再只是 GDP 导向，也化解单一超级大国的影响。更有价值的是，它们为全球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社群提供多种多样合作的契机。在其新作《蹒跚前行：1870—2010 年全球经济史》（Slouching Towards Utopi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经济学家德龙（Brad DeLong）指出：工业革命以来，高科技研发方法、经济全球化、现代公司和政府管理方法成为拉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它们为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帮助绝大部分人摆脱生存资料匮乏的窘迫。但是，这单一模式发展潜力已经穷尽。全球需要重新想象未来社会形态，重新想象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历史学家布罗顿（Jerry Brotton）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welve Maps）一书中指出地图远不只是地理测绘的图示，它们还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认知特征、行动倾向和隐含的政治目标。上一次中国人隆重出海可以追溯到 1405—1433 年。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郑和的航海图隐含着一个方圆来朝的、以皇权为中心的秩序。但这一次中国企业出海需要展现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星图，是中国提出的世界主张。
在一个全球化退潮、文明冲突加剧的时代，中国企业的出海承载着超越商业的使命。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成败，更关系到不同文化能否在 21 世纪找到共存共荣的道路。我们不能天真地相信，只要做好生意，文化隔阂就会自动消失。但我们也不必悲观地认为，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最伟大的进步，往往来自不同文明的相遇与融合。丝绸之路带来的不只是商品，还有思想；大航海时代虽然伴随着殖民，但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当今全球化虽然制造了问题，但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相互理解的可能。
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全球流动，是 21 世纪重要的文明现象。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过程，如何参与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商业视角，从文明的高度来审视出海。这不是要让问题复杂化，而是要找到真正的解决之道。
（首发于“复旦商业知识”。作者授权界面新闻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