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流变中的制度、技术与文化”。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四川大学等20余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五十位学者参会。
与会者合影
开幕式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王果主持，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正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分别致辞。李正赤书记表示学校高度重视历史学科的建设，将其纳入全校文科高质量发展计划的“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勉励青年学者潜心科研，勇攀高峰，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金以林研究员回顾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在当代的学术发展历程，指出此次论坛的主题正反映出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扩展，中华民国处于从帝制时期到新中国之间承前启后的时期，其间的延续与断裂，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本次论坛分A、B两组共8场，围绕主题从政治史、军事史、社会史、技术史、中外关系史、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等领域展开研讨。论坛还邀请十余位民国史专家对青年学者的论文进行了深入点评。
金以林研究员
A组第一场聚焦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的政治、经济、军事决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梅《民初中央解款制研究》考察辛亥鼎革之后，为整理央地财政权限，民初中央解款制的建立与演变过程，展现了民初财政变革中新旧缠绕的复杂面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妍杰《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与各方的动态博弈》以张学良的行动和表达为中心，展现中原大战前后各方政治势力的复杂博弈，呈现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脆弱的政治合法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卢沟桥事变与日本全面侵华决策的展开》重审卢沟桥事变，指出卢沟桥事变过程看似充满偶然性，实则是日军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七七事变是如何扩大的？——以川岸文三郎和第20师团为线索》以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日记为核心材料，从日方中层军官的视角还原了七七事变扩大化的过程，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是日本中央层面决策的结果，更是前线部队和军官个体利用制度漏洞与自下而上传导压力推动的。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鄢海亮《从分散到集中：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炮兵火力运用思想之演变》探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炮兵战术运用的引入与实践，指出其运用思想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的演变，反映出域外军事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第二场集中于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黄卓贤《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政工人员的来源与培养》考察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政工人员的来源途径与培养机制，指出存在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政工来源日趋驳杂，速成化训练难以满足实际需要等问题，折射出国民党移植党军制度的内在困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王琛《建政前后国民党政党干部养成体系的初创与破局》梳理建政之后，国民党成立中央党务学校、在地方建立政党教育体系训练党务与行政干部的过程与困境，指出利益分肥、派系倾轧和土豪劣绅是其痼疾，造成国民党薄弱的意识形态和松散的组织纪律无法支撑起自下而上的干部供应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黄圣煌《川政统一进程中的县长互调》将川政统一中县长互调的提出与变化，置于四川从防区向政区演变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这改变了县长的空间分布格局，消除了防区制下所形成的人事屏障，为四川省成为支援全面抗战大后方提供了重要吏治基础。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大琳《区署行政与区级科层的弱化：以四川省荣县为考察中心（1935-1940）》以荣县为例，讨论区署制在国家权力深入县以下基层的作用与局限，指出将区署从地方自治单位改为行政机关，区长、区员从本地士绅变为行政人员造成了区署与地方背离的制度困境。
第三场关注民国时期的内外政治博弈与政府对新兴技术的应用。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杨本成《俄国、俄款与俄文法政专门学校风潮》和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国欣《20世纪20年代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风潮为中心》两文均关注到1920年代在苏俄和国共的支持下，俄专升格为大学引发的风潮，杨文通过这一风潮剖析北伐前北方权势变迁，王文则从升格运动切入国共在教育领域的博弈。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春林《政治与人格：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许诺及落实》通过梳理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政治许诺和此后的落实情况，探讨西安、中共与南京围绕许诺的宣传与博弈，进而展现蒋的许诺与中国内外国策转变间的复杂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醒世《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驻日占领军计划述论》论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计划派遣中国驻日占领军的构想，以及随着国共内战愈演愈烈而最终夭折的过程，指出这一事件反映出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却“大而不强”，国力无法支撑起国际地位的现实困境。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勇军《民国时期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在水利测量中的应用研究》考察航空摄影测量技术的传入及其在民国时期水利工程中的运用。
第四场聚焦近代中国的知识、技术与物产的跨国流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宇晗《哈根贝克的“诱惑”：“全景式动物园”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实践》通过介绍哈根贝克提出的“全景式动物园”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案例，揭示了动物园在“文化装置”与“文明装置”方面的双重属性，也展现了现代性移植过程的复杂性。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鲍塑石《猪鬃对尼龙：中国牙刷业的原料竞逐与现代化转型》通过梳理牙刷毛原料从天然猪鬃向合成尼龙的嬗替过程，呈现出牙刷原料技术迭代的背后，还交织着经济理性、全球化市场竞争与民族自强诉求的多重博弈。北京大学历史系赵怡晨《“研究远东特有的问题”：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科研宗旨的跨国建构》通过梳理协和筹建过程中，宗教人士、医学教育改革者、科研专家与本地管理人员围绕研究优先级的立场分歧与协商过程，指出协和早期科研宗旨并非美式医学院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医学传教实践、医学专业化浪潮与全球知识网络逻辑交汇中生成的特殊变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炯昊《史料性质与历史形象——国民政府档案中的欧文·拉铁摩尔（1941-1942）》聚焦1941年拉铁摩尔担任蒋介石顾问的事迹，通过分析不同时段档案中所呈现的拉铁摩尔形象与其他史料中的差异及其可能的原因，反思史料性质的差别对历史图景可能的影响。
会议现场
B组第一场关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孙毓斐《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中共创建时期史料及其文献价值》梳理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国务院、外事部门驻地、陆军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等的原始档案情况，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苏俄（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等。这些史料为研究西方观察者对中共早期活动的即时记录提供了重要补充，有助于深化中共创建史的实证研究，拓宽研究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钊《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苏维埃革命的观察与因应（1927-1934）》基于英国外交部档案，分析了英国政府对中共苏维埃革命的认知演变过程以及重视不足的原因。英国最初低估红军的政治潜力，后虽逐渐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根源，但总体上仍以保护租界与商贸利益为导向，未能准确把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走向。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晨晖《组织形态视域下陕甘边苏区红二十六军武装整改研究（1931-1935）》考察红二十六军在四次整编中逐步确立“党指挥枪”原则的历程，指出这一过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充满地方与中央的调适，所形成的“以党领军”模式为陕甘边苏区的军事基础及中共塑造良性的党军关系提供了重要经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何居东《重返上层：北方特科的成立与运作》考察中共在平、津等地设立的组织北方特科，该组织通过启用革命“局外人”、渗透国民党军警系统、开展上层统战等策略，在白区环境中实现了组织保卫与军事工作的突破，其经验为抗战初期中共的政治与组织转型奠定了基础。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佐燕《新传统与新社会：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蝗灾治理研究》以1943—1945年太行根据地灭蝗运动为案例，分析了中共通过思想宣传、组织动员与资源整合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践。通过破除“神虫”迷信、跨区域调度人力物力、结合灭蝗与生产，灭蝗不仅控制了蝗灾，还把群众组织起来构建新社会，形成了一套应对突发事件的“新传统”。
第二场主要围绕国民政府时期的现代国家建设展开讨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璐《安置“宗教”——以国民政府宗教团体法规草案为中心的考察》讨论1930年代国民政府将宗教团体在“人民团体”体系加以安置的尝试，指出政府虽然希望以法律规范宗教团体的管理，但将宗教视为“势力”的认知影响了法规的颁布，反映出国民政府政治统合的认知与能力局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伟玉《“服务”作为“义务”：国民党“劳动服务”理论与制度构建中的国家与民众（1934-1949）》考察国民党通过“劳动服务”制度塑造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尝试。该制度以“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为基础，但实践中多依赖行政强制，缺乏民众认同，因而难以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徐嘉凯《罪与罚：民国时期烟毒犯罪检验技术研究——以上海“华昌油漆厂案”为例》通过“华昌油漆厂案”考察烟毒犯罪司法检验技术在实践中的困境，指出案件审理中不同机构对同一样本的检验结果冲突，反映了行政干预司法与技术标准化滞后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朱汉杰《规范流动的公共空间——铁路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6）》分析新生活运动在铁路这一流动公共空间中的推行。运动设定的新规范虽促进部分管理工作，但其理想化规范与旅客、职工的日常实践之间存在张力，民众常以“表面遵从”与“非正式秩序”回应国家规制，体现出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扰动与运动的现实回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毅《〈大美晚报〉主编高尔德的社会交往与抗战观察》通过梳理《大美晚报》主编高尔德的社交网络与新闻实践，指出高尔德凭借其广泛人脉与职业素养，使该报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平台，体现了外国媒体在中国抗战中的独特角色与史料价值。
第三场聚焦近代中国的概念传播与观念变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果《近代乡土中国秩序的冲击、解体与重构：重释〈乡土中国〉》以费孝通的乡村研究为线索，探讨了近世中国乡土秩序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的演变。儒家意识形态支撑的乡土社会虽渐次解体，但其伦理结构与组织模式在转型中隐然延续，这一“裂变中的传承”对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具有重要意义。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邓燕《“生产力”概念融入中国的“物质”与“主义”辩证逻辑》通过梳理“生产力”概念在20世纪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指出在救亡与现代化的双重目标下，该概念从理论争辩转化为社会革命的话语工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思源《民国时期“晨报系”的迁流考察（1916-1937）》通过研究“晨报系”的演变历程，分析了民国报人在政治压力下争取新闻自主的实践，其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舆论空间的局限与报人的坚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刁珊《杜里舒访华与另一种科学》重审1922年德国生物学家杜里舒访华的思想史意义。杜里舒的生机论科学观挑战了当时主流的还原论范式，引发了中国学者对科学多元性的思考。尽管这一视角在“科玄论战”中被边缘化，其整体论思路仍为反思科学观提供了重要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卢华《激进的保守化：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日本想象（1928-1937）》分析了战前国民政府通过泛亚主义与道德复兴话语构建的对日认知。国民党的日本论试图以民族精神超越西方物质主义，但其内在的民族主义逻辑难以协调与日本的现实利益冲突，反映了民国时期亚洲想象的意识形态困境。
第四场侧重从技术史角度探讨民国时期技术引进、基础设施建设与政治的关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默《技术流变与观念更新：民国步枪“汉阳造”的前史》追溯了“汉阳造”步枪的技术源流与仿制过程，张之洞在两广与湖广总督任上的制造枪械的努力，体现了晚清军事技术的全球流变，也反映出技术流变给清末督抚带来的观念更新。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乙《央地纠葛与近代电信发展的困局：沪宁长途电话工程研究（1920—1924）》以沪宁长途电话工程为例，揭示了北京政府交通部与江苏省教育会之间的博弈。工程因秘密日债引发争议，教育会运用民族主义话语与社会动员挑战中央权威，而交通部则依据法规维护国家工程主导权，展现了近代国家建设中中央与地方、民族话语与行政实践之间的多重张力。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李杰《技术革新、官绅协作与山西水利的近代转型——以汾河第一新坝建设为中心》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山西水利建设中的官绅协作模式，指出汾河新坝建设融合了官方技术指导、士绅在地实施与跨区域资源配置，体现出新旧治理资源的深度整合，是地方水利近代转型的一种典型范式。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伍伶飞《“点亮中国海岸”？——海关航路标识近代化与地方社会的航行安全处境》以灯塔分布最密集的浙东海域为例，指出海关灯塔主要服务于“外海”远洋轮船，而“沿岸”本地中小船只的航行安全未能得到同等改善，航海基础设施的近代化成果并未被所有群体同频共享。这有助于反思西方中心视角下的现代化叙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张祥梅《从经济到政治：战时大后方棉业统制政策的调整与确立》通过梳理国民政府棉业统制政策从市场调节到全面统购统销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一转变不仅是战时经济的应对措施，更反映了国家在资源动员中如何平衡行政效率与市场机制，以及统制经济与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复杂互动。
12日上午的圆桌会议暨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李在全主持，罗志田、杨天宏、汪朝光等多位学者引言，在总结这两天的参会感受同时，也勉励青年学者在选题上扩宽视野，敢于挑战有争论的议题；在研究中加强史料辨析、凝练问题的能力，思考如何以具体研究回应主流议题。最后，金以林研究员做大会总结，希望青年学者对学术有敬畏，积极探索AI技术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罗志田
杨天宏
汪朝光
本次论坛议题广泛，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医疗等诸多领域。研讨尤其侧重于制度、技术与文化三者的交互影响，并在微观与宏观、个案与结构、本土与全球的多重对话中，展现了民国史研究的活力与深度。此次论坛不仅是一次老中青三代学者薪火相传的学术盛会，更以扎实的研讨，从历史维度深化了全球本土化的研究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来自历史的深刻启示，助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